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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以疫情期间的线下餐饮巨头西贝的表现举例，疫情初期，西贝董事长贾国龙一度对外发声“账上资金撑不过三个月”，而最近西贝门店已经陆续开始复工，意味着西贝成功熬过了这样一个周期。这给了很多传统消费型的企业三点启示。首先，西贝董事长的发声虽然是“哭穷”，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能让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多方意识到应该去救助这些企业，一周以后，西贝就获得了银行授信，资金也迅速到账。所以，王澍认为，在这个时间点，面对资金流压力，企业应该抛开面子，采取所有的方式去争取政府的补贴，去争取银行的贷款，去争取过往投资机构的过桥贷款，能让自己活下去，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另有记者提问，基里巴斯是一周内与台湾“断交”的第二个国家，作为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是否考虑负起责任辞职？吴钊燮借低头做笔记掩饰尴尬，避开“辞职”二字，只说“去留要由‘长官’做出决定”。和回答其他问题一样，反复提及“台外事部门的责任”，其中包括“巩固‘邦交’国家的关系”和“拓展非‘邦交’国家的关系”。

中国素来有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有限的问题，并且在银根紧缩时期，融资成本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相比更显偏高。这一现象被称为“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且成为影响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因素之一。但是着眼于总量目标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不可能专注于结构性问题，而且在债券市场价格信号反映经济状况、传导货币政策时，利率债和低评级、高收益债券收益率的分化也令官方需要挑出恰当的指标来辅助决策。

收益率和利差上升较为明显的信用债当中，具体而言，房地产企业、中低等级城投公司、民营企业这三类发行人的债券收益率上行最为明显，这些债券也是前述高收益债指数样本券的最主要构成。徐寒飞认为，这些高收益债券的收益率上升除了市场定价中枢上移和部分发行人基本面恶化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投资者预期的影响，这意味着，债券市场的发行人也应当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而这是以往债务资本市场上企业并没有足够重视的工作。

前述银行人士指出，在参与高收益债券投资时通常会设置要求 发行人是上市公司的条件，其分析框架也不同于传统的信用分析。“例如，我们会考虑如果发行人违约后母公司的救助意愿，发行人壳的救助价值，平时和股票卖方研究员的交流也更多。”这位银行资管部门人士进一步称，在投资高收益债券时，其分析框架可以用PE和VC的框，引入例如产品封闭期、分散化投资等方法。

每股9港元的收购价较此前最后交易日的收盘价6.97港元溢价了29.12%。按照计划，中航国际控股在要约及除牌后，将与中航深圳一起被中航国际吸收合并。而中航国际控股的上市地位也随着要约完成后取消。此外，华能新能源在10月3日也表示，中国华能董事会及华能新能源董事会联合宣布，里昂证券代表中国华能确认拟作出自愿有条件现金收购要约以收购全部已发行H股股份（在9月2日，公司就发布了中国华能拟就H股股份作出全面收购要约）。